正義的思辯持續多年，歷史總是由贏家所寫。成王敗寇，正義的行動一直以來沒有明確的標準。即使不擇手段去完成一個目的，也可以被稱為正義的。採取所謂「正確」的行動，反而有機會帶來最壞的結果。
在哲學討論中，以「火車問題」最出名。討論有分幾個情景，第一個情景是作為車長在一輛煞車失靈的火車上，可以選擇直衝導致五位工人撞車死亡，或轉向火車使分岔路上另一位工人撞車死亡。另一個情景是作為路人，可以在橋上把另一個人推到路軌，可以阻止火車撞上五位工人，但亦會同時殺死被推路軌的那個人。兩樣情景同樣是犧牲一個人，救回五個人。但是所處位置微妙的差別，選擇卻可以有很大的爭議。
犯罪指標為何？
在PSYCHO-PASS的世界中，特殊手槍「支配者」只要照準目標便能夠測定出該人的犯罪系數。犯罪系數根據目標的精神狀態，轉變為數值顯示。犯罪系數為0-99的時候，可歸類為正常人；100-299的時候，歸類為潛在犯；在超過300的時候，就可以將目標直接擊殺。
而犯罪系數可以因為個人的體驗而改變，例如目擊罪案發生引致壓力而上升，亦可以在心理醫生輔導而下降。執行官（註：警察）因為熟知罪犯的犯案模式，使自身的犯罪系數提升至100以上。
在故事中最大的爭論就是犯罪系數由人工智能「西比拉系統」所判定，它號稱因為沒有人的意志介入而公平中立。它給了整個社會一個犯罪指標，要所有人遵守。但是它是以甚麼客觀的原則去判斷一個人是否善良，卻成為了系統最脫離現實的一環。
有罪推定的不公義
西比拉系統採取預先測定個人的心理狀態的做法，可以在罪案有可能發生之前制止。被認定為潛在犯的人並無上訴的機會，必須要接受監控。但是卻無視了疑犯的人權，假定疑犯必定立心不良。就像南宋年間，岳飛被莫須有的罪名被判入獄。
若然隨便指控一位未有犯罪行為的普通人，可以為當事人帶來永久精神上的壓力與名聲的損害，這些並不是用金錢便能夠賠償得到。
在現實一個實行普通法的社會，採用無罪推定原則對待疑犯。控方需要多方舉證，證明疑犯有罪。在案情更嚴重與模糊的情況下，會使用到陪審團制度。最終令判決更加令人信服與公平，不會出現隨便定罪的情況。
系統的例外者
西比拉系統從來亦不是一個完美的系統，它在運作過程會遇上系統未能夠正確測定的特殊體質例子，出現錯判的情形。有如電腦系統運作會遇上「BUG」，程式的編寫有缺陷。在無法以現行制度裁判的特殊體質例子，他們做的事又是否一定正確？
答案當然不是。回到現實觀看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察，他們既作為社會的一分子，又作為司法系統的一角。他們做的所有事情又是否一定正確？他們所認定的罪犯，又是否一定有罪？當判斷出現錯誤的時候，又有沒有方法令問題改正？
即使在力求公平公義的社會制度下，仍然會出現冤案。富者比貧者「更公平」，甚至權力者不斷遊走法律灰色地帶的現象。在現行制度下未能被判罪者，他們的所作所為又是否一定正義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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